在10月11日举办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产业转型升级与产能过剩治理”研讨会上，我院名誉院长郑新立在年会上主题报告环节作了关于“以改革创新突破释放发展新动力”的主题报告。我院院长干春晖教授、院长助理余典范研究员携团队成员王宇博士和博士生张亚军、邹俊、葛鹏、魏婧恬、王秋蕾等同志积极参加，并与与会学者就“产业转型升级与产能过剩治理”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主题报告部分由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于立主持，我院名誉院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在主题报告中指出：我们目前最大的压力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周期性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中间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由此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为经济的发展提升强大动力支持?郑新立院长认为，针对经济下行问题，要紧紧抓住以下改革，取得突破，才能释放潜力。要通过以下举措才能解决当前面前的经济问题：1.户籍制度，释放城市化潜力；2.改革农村土地，释放农业现代化潜力；3. 金融改革，释放资本存量潜力。具体措施有放低企业贷款利率，放宽金融准入；降低企业负债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税收制度，释放就业需求的潜力；改革科技体制，释放自主创新潜力等。
同时，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做了题目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的报告。吕政指出，我国工业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8%的中速增长，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暂时现象，而是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我国工业增长的市场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工业增长速度的回落是客观趋势。在工业增长速度回落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加强经营管理、扩大开放，以及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促进工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和高效益的增长。应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教育结构；实施缩小差距战略，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努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另外，中国工业经济学会金碚副会长做了题目为“改革的动力源泉和思想共识”的报告。金碚副会长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存在的推动力及其“后坐力”。第一级推动力有土地改革、财税改革、归属权改为审批权等，其带来了相应的“后坐力”有地价扭曲、公共财政薄弱、权力失规，腐败滋生，企业行为扭曲等。寻求改革的第二级推动力：改变政策基本取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轨为“以公平促进效率，以效率实现公平”，深化体制改革的“公共”性质：自选自利性改革路径转变为公共政策性改革路径，减少体制逻辑中的利益冲突和激励不相容因素，“脱贫致富”动力，提升为“包容发展”动力，“政策刺激”动力，提升为“公平竞争”动力，“圈地扩张”动力，提升为“精致创新”动力等。目前改革要做好一级动力机制向二级动力机制的转换，其实质就是要形成发展新动力，科学处置“后坐力”。激发改革动力，排除改革阻力，形成改革共识。
我院院长干春晖及研究院成员积极参与会议讨论。干院长及邹俊博士针对官员任期、商业环境和产能过剩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研究产能过剩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官员任期对产能过剩有显著影响，而商业环境是重要的影响途径，即地方官员出于晋升途径，即地方官员出于晋升考虑，会在任期内的黄金晋升时间加大政府支出力度，改善商业环境，扩大需求，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刺激企业增加生产，提高产能利用率。
余典范研究员和张亚军博士针对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远远高于服务业，但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大大高于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其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国产业转型发展一定是制造与服务的双转型，除了完善服务业的发展机制外，制造业在创新发展、深化分工、价值链升级方面的应该率先实现升级。
王宇博士针对市场封闭、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进行了研究，王宇博士通过将市场封闭引入传统研究框架之中，识别了市场封闭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的三种效应，包括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和直接效应，发现市场分割与市场开放产生的挤出效应均大于替代效应，表现为市场封闭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转型正效应；市场分割和市场开放的直接效应不同，市场分割对产业结构转型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市场开放的直接效应显著。
张亚军博士针对本土企业特质对FDI双重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FDI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产业内竞争示范和产业间后向关联渠道获得；私营企业主要通过产业内人员流动和竞争示范及产业间后向关联渠道获得溢出效应。规模较小的国企和规模较大的私企更有利于吸收双重溢出效应。竞争示范与人员流动效应在中、高技术能力的本土企业表现更突出；技术能力中样本组的本土企业获得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技术能力高样本组的本土企业获得的负向挤出效应最小。
（供稿人：葛彭、王鑫洁 供图：王秋蕾 编审：余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