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方面，良好的政企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民营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且当前进入第一次代际传承高峰；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是否重视政治因素，即良好的政企关系是否成为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如何传承？然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面临如下困难：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是难以观察到的。而现有研究表明，除了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之外，企业家参政议政也是中国转轨背景下民营企业建立良好政企关系、积累政治资本的途径。显然相对于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私人关系，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数据更容易获得。
中国部分家族企业创始人因企业经济社会贡献获得参政议政资格，在企业代际传承中，家族二代不但继承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而且在参政议政方面延续父辈的“足迹”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出现了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基于此，本文从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入手提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来分析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对政治因素的重视，并以282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理论与证实分析结果表明：①作为企业独特的、稀缺的战略资源，家族企业创始人有动机把积累的企业政治资本传递给继承人以增加“家业长青”的期许，企业政治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代际转移要素。②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转轨背景下，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是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是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这体现在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了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换而言之，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背后体现出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倾向。③企业创始人的政治嵌入是家族企业实现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关键所在；这体现在，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则继承人更可能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方式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反之亦然。创始人的政治嵌入使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呈现路径依赖特征。④在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时机选择上，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先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显著提高了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这种控制权代际转移在先的策略可以提升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经济合法性和权威合法性。
企业家参政议政“代际接力”对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影响可能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现有研究表明，参政议政给企业家本人和家庭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促进民营企业家采取“亲社会性”行为，积极服务于社会；因而参政议政会激励家族企业接班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正能量”。另一方面，参政议政使企业家有机会结识政府官员和构建政治网络关系，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由于企业家能力是不能遗传的，家族继承人不一定具有企业创始人的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在面临竞争压力时，家族接班人可能会利用参政议政形成的政商关系寻租谋求经济利益，而非通过创新创业来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继任者参政议政将带来“负能量”。
而家族企业之所以在代际传承中对企业政治资本传承的重视与中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高有关。要防范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带来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不利影响，关键还在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要素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企业的发展更多依靠市场而非“找市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把更多精力用在人力资本、默会知识而非企业政治网络关系的代际转移上，进而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健康成长。
（本论文刊发于《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作者胡旭阳，吴一平；胡旭阳系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吴一平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经济学博士）
（供稿：王鑫洁，审稿：余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