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主要想再林教授发言内容的基础上再补充三点。
第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探讨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经济、台湾经济和新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时，能够获得一些提炼与启发。我认为林教授现在就是在尝试做这方面的努力，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是符合完整的国际框架体系的，同时也是在推动发展经济学升级1.0。发展经济学升级1.0是指在早期新古典主义思路框架下，强调政府优先从市场退出。最后就会导致一个结果，类似东欧、前苏联等国家的转型失败，或是类似拉美国家陷入“拉美陷阱”。实际上，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包括日本、韩国在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都参与其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分两类：一类是欧美方式，称为二次调节；二类是东亚模式，称为二元调节。所以，政府无论是在大陆经验、台湾经验或是日韩经验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点，“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很重要的创新点，就在于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纳入到了有效的市场模式分析当中，这其实是为了弄清更有效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的。早期的四种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证明越竞争的市场越有效，但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中，在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的概念以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再是竞争和垄断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在用已有微观经济学研究有效市场问题的时候，市场结构的分析内容应该从原来的竞争和垄断的关系转变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在说到有效市场的时候，不仅仅要说原来的竞争和垄断哪个好，也要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应该就是林教授提出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概念的意义所在。
在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林教授提到台湾早期的经验以及中国大陆的最新经验，我认为也还要借鉴日韩的经验。所以，如果政府有好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结构政策以及技术政策，才能更好地引导产业的发展。再看拉美的经验，之所以陷入中等陷阱，与早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政府参与市场就有所不足。再看印度的经验，印度制造业从原先的15%提高至25%，不得不说是新总理政府的一大作为。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找出自己的优势，在我看来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中等收入28年的历史，南美十几年，二十年到中等收入就上不去了，经济学家说这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如果和早期成功跨越这个陷阱的国家看，他们是政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南美陷入这些陷阱的国家政府的不足和缺失有一些原因。我们再看印度，印度的制造业有15%，所以新的总理上来要制定印度新的制造计划，要在10到15年把制造业从15%提高到25%。那么中国怎么样同样的崛起，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最高达到49%，这个是中国比较重要的优势。
另外，参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如何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一般讲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候，核心问题是讲创新，而讲到创新就必须讲创新的主题是企业。做好创新这个环节的前提，必须具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或者是市场决定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决策中占有的比重。林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即因势利导和塑造比较新的比较优势。如何挖掘新的比较优势、如何分配这部分新的比较优势，这应该是给“有为政府”的一个新的课题。
第三点，如何在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型方面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营造更好的环境。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发现，12000多家企业远远超过了保税区的总额，原因是政府的职能转型，即审批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而且，我认为在企业生长出来以后，政府如果可以帮助培育这些企业，要对这些企业负起责任。另外，在产业的开放方面，必须为这些企业扫除一些壁垒，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开放当中全球化服务业竞争才会导致服务业的质量的提高。所以，我认为必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研发投入、法制等环境的营造方面，尤其是在腐败对经济是好是坏的问题上，我认为反腐可以增强企业家的信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在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中更加突出“有为政府”的作用，当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改革、创新，包括对微观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改革。
（供稿：王鑫洁 编审：余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