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赞同林教授的发言内容，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而且我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对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研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是一个急需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结构的解释是非常新颖的，但总体还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之内从微观基础的分析开始的。但是我的研究有一点另类，有一点超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因为我在研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过程当中发现中国的情况、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和发展，单纯从一重结构上面来分析还不够，必须引进另一重的结构——空间结构，也就是区域结构或地区结构。从双结构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很容易解释的，我想经历过改革开放30年的学者对这个命题都是深有体会的，但是要把这种研究方法纳入到西方主流的范畴里面就比较困难，因为空间本身不在主流经济学范围内。但让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这30多年来尽管也有所发展但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而空间结构经济学近十年来却发展得非常迅速，特别是在引入了网络空间之后。
所以借由今天圆桌讨论的契机，我想从双结构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谈产业政策，其实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双重的，中央政府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实施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而且有时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不一致，这种状况就引起了平抑作用。平抑作用指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可能会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可能会出现负面的、消极的效应。如果单纯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来看，正如林教授所讲可以找到助推中国经济起飞成功的政策。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从改革开放30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从空间结构上看，中国的改革是双轨、渐进的改革，是从最早的四个特区、到沿海城市、再到沿边沿江地区，包括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先做试验区、再逐渐推广。
在制度变革过程中，除改善了总体体质的质量，在空间结构方面也显现出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特别在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之后，区域经济趋同性不断提高，地方政府政策也会趋同，这也会为现在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问题。另外，制度变革发展到现阶段，进入所谓的“法制”、“治理结构现代化”阶段，地方政府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压制。
当然，自贸区在制度上的突破受到很多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这就是需要更多授权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之下，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可能会逐步减弱，其中的风险很大。林教授今天并没有谈未来的发展，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比较乐观的，我看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根据收敛理论，中国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之间仍还存在比较大的追赶空间，在未来至少20年的时间里中国都会处在一个中高速增长阶段，理论上的潜能是存在的，但要将这种潜能真正激发出来，还需要更好地结构配置效应。中国过去的30年的制度红利都是改革带来的，但体制改革是通过结构配置效应调整作用于经济的，因此未来中国经济是否维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就取决于结构配置效应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改革开放是否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排除的制度障碍将会集中在服务产业。在过去30年里，大量的制度变革对促进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但这种制度已经无法很好地适用于当下服务业的发展。不论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还是服务业的行业管制，都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被限制现象。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试验的重点就在于如何使得服务业进一步开放，以及如何将服务经济中有关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市场秩序、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制度障碍消除。
在未来，产业政策的内容也会从过去的工业化为主，向服务经济和服务化为主发生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如何破除制度障碍，并进一步释放和发挥好结构配置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速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供稿人：王鑫洁 编审：余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