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人均GDP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30%，我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推动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比较高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可能的。这一增长速度能否真正实现，取决于结构效应是否能发挥出来，而服务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战略变量。
一、服务经济是中国结构效应的重要增长点
服务经济和服务业的经济是两个不同概念。从服务经济的理论来讲，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比制造业低，而且低很多。所以在一个经济体中，当服务业的权重越来越大时，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水平降低。因此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而在于服务业是否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服务经济的发展有以下的显著特征。第一，高度的社会分工。没有高度的社会分工，服务经济是无法发展的。第二，服务经济具有显著的创新活力。第三，服务经济是产业融合的结果，所以并不存在要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问题，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是融合的。第四，广泛的网络关联，服务经济在这一点上比制造业的要求更高。第五，服务经济需要高端的人力资本为支撑。上述服务经济的五大要素与市场化程度是高度相关的。
二、发展服务经济的体制机制保障
转向服务经济，必须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而提高市场化的程度，必须进行体制的变革。
第一个问题是准入，特别是服务领域的开放。现在制造业的准入，更多的是资本有机构成所造成的障碍。但是服务领域的进入障碍更多。所以2014年的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正在逐步考虑力争缩减40%左右，特别是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增加开放程度。另外，负面清单的透明度不高。所以在新版的负面清单还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第二个问题是监管。服务经济的运作和现在的监管体制有很大的冲突。长期以来，监管体制一直是行政监管，而且是分业监管、多头监管、交叉监管，实际上对经济主体在的资源配置起到了很大的干扰，现在要转向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市场化监管里面，自贸区提了“四纵四横”监管，这个监管制度里面必须包括监管、影响、评估、指引的制度。这个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对监管者的监管。现在有很多监管行为，依据监管的规章是不是合理，其成本和社会收益是否相匹配，并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监管并不是仅仅从事前监管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在事中事后监管中，也可能出现不当监管和监管过度的情况，所以也要引入监管评估。
第三个问题，社会信用体系管理。这是基础性的制度。因为服务经济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信用的交易，是一种无形资产、无形品牌，包括商标、商业机密等的交易。如果这些缺乏一个很完整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管理，将会出现大问题，而这个恰恰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第四个问题是税收。目前的“营改增”改革的推进，大大缓解了服务领域的重复税收、总体税收过大等问题。但是对于服务经济更重要的还有一个遗产税的问题。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更应该向国外社会所有制这个方向发展。社会所有制，甚至连主体都是很模糊的，并不是国有、私人企业混合在一起的，很多是社会的基金，这种社会基金的制度保障，就是实行遗产税。没有遗产税，社会的基金根本发展不起来。
第五个问题是统计。我国现在的统计也不适应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很多服务经济的内容、新的经济形态并没有统计，有很大遗漏。另外，统计的口径也不适合不鼓励，并未引导服务经济的发展。类似这些制度的变革很多，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促进服务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