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通过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从最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面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资源要素的配置重组，取得了巨大的配置效益，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加入WTO后，我国通过调整内部的管理制度和经济运行的方式，使中国切入了全球的价值链，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但近几年来，改革的步伐有所放慢，我们需要推动下一轮的改革来获得新的发展红利。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现在已经由高速的增长进入到了中高速增长的档位。另外，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到撒哈拉地区三分之一的水平，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的行列。未来的二十年到三十年，中国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话，就能够跨入到高收入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一个意义非常大的事情。但是二战以来，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全世界来看，一共只有13个经济体能完成，大部分在欧洲，亚洲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能够成功实现转型。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争论的。因为世界有130多个经济体没有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中国将来能不能成功实现转型，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产业经济学有一个理论，经济的发展来自于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的转换。我们希望通过新一轮的改革来完成这一转型，驱动经济的增长，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制造中的低成本优势在逐渐丧失，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环境对经济的硬约束不断增强，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波动频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和增长动力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那些原来中国赖以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制造力的优势在不断丧失。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如果在全球范围内，产业没有竞争力，找不出新的比较优势，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没有保障。
对于上海而言，服务业已经超过50%，从结构上面已经完成了从二产向三产的转化。上海应该马上加快制定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的战略。虽然上海服务业的比例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到底上海在未来是另一个香港——以金融业、贸易、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还是像印度那样的低端服务业，上海到底制定什么样的服务业的结构，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虽然高校是以理论研究为主要的取向，但实际上决策咨询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好。其实，中国的学者做决策咨询，为社会服务是有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就是入世，讲究心系天下的情怀。而中国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两者结合的话，实际上更能够把这些战略、方案转化为治理国家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