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我院专家组编写的《2020中国产业发展报告——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产业发展报告》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的年度发展报告，自2006年以来每年推出一辑，迄今共出版了15辑。此报告是研究院专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感谢大家的付出与支持。
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在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中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显著特征。全球产业链因为数字技术、再全球化，同时叠加中美大国博弈和新冠疫情冲击等正面临新一轮的调整与重构。全球产业链的驱动因素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前几次产业链重构基本遵循成本-效率导向。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际贸易的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持续下降，同时运输技术进步和运输方式的升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国际贸易、投资壁垒的降低使资本、劳动、产品、服务等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流动。上述因素促进了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全球价值链模式快速发展，使得各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的产业链环节进行生产，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扩张，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了以 德国为首的欧盟、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三足鼎立：欧洲（德国）、亚洲（中国）、北美（美国）中国也在此轮全球化中通过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在做大产业规模的同时在部分产业不断实现升级，在过去十几年，中国也成功取代日本成为亚洲GVC生产中心节点。在此过程中，中国正由经济规模的大国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国转变。但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新的调整趋势，这给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许多成熟产业链的全球分工“红利”逐渐弱化，进一步深化分工的空间不断压缩。产品生产的可分程度随着全球生产的扩展逐渐触及“天花板”，当达到分散化制造的边界后，产品在全球分工布局的收益开始下降，区域化逐渐成势，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特别是对一些技术成熟、产品定型的产业上，全球化生产的动力开始下降。2008年以来，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协议协调缓慢，而区域贸易协定不断增多。全球主要区域的价值链也呈现新的变化：东亚和欧洲更多体现为区域内循环，北美等区域更多依赖于全球其他区域的外循环，欧洲是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其区域联系是全球联系的四倍。
其次，全球产业链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降关税空间，特别是临时贸易壁垒依然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生产的扩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也没有出现重大的入中国和东欧融入全球经济、乌拉圭回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促进自由贸易的变革性事件。随着技术民族主义的抬头，非关税壁垒成为许多国家保护本地生产的重要手段，产业链的安全成为产业布局的重要考量，特别是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了回流、本地化的趋势。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本土化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内价值链的延伸上不断完善供应体系。在上一轮全球化以及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是依靠自身的分工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某一环节，通过国际贸易的学习效应和吸引外商投资，本土的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本得以升级，这使得本土供应链的能力提升，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上述趋势叠加新冠疫情全球反复、持续蔓延，主要全球产业链节点和枢纽地将经受反复撕裂。中美大国博弈显性化将会在重点产业链展开长期对我国打压，在5G、人工智能、商用大飞机，特别是互联网领域将会有一定时期的“持久战”，这些新兴领域面临部分产业链中断的风险。第三，高度重视疫情后各类补贴与“救市”政策的“后遗症”，在地方债务累积、新一轮“僵尸企业”沉积等方面的风险凸显，这会延滞我国产业链升级的步伐。同时，疫情后产业链重构可能会给我国产业链的内循环带来缩链、解链风险。部分地区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在高技能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高质量发展要素上“断层”，难以参与新经济、新产业体系的分工，这会导致我国原有产业链地区合作体系面临“解链”风险，制约产业链整体升级的进程。因此，我们积极主动储备应对方案，从总体上谋划疫情后产业链调整政策，通过畅通“全球价值链（GVC）+区域价值链（RVC）+国内价值链（NVC）”三位一体的价值链循环体系；融入高标准的制度性开放、产业链企业抱团出海主动走出去；差异化精准防范，提高低效企业的处置效率；积极推进国内外双循环的“节点”链接建设，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一是通过 “铆住全球价值链（GVC）+钩住区域价值链（RVC）+稳住国内价值链（NVC）”三位一体的方式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坚持全球化、多边主义是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在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实施“中国+1”的“去中国化”战略下，以“全球化+1”来对冲。我国是全球电子信息、电气设备、批发贸易等产业链重要节点，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些世界对我国依赖度较高产业上充分铆住产业链外循环，并在战略导向上转向以内需驱动内循环、带动外循环的发展方式，实现“国内需求——本土供给——服务全球”的有效对接，由此实现“内循环引致外循环”机制的实现。同时，从全球的主要产业链区域分布来看，欧洲与东亚的产业链区域内的联系更为紧密，特别是中国产业链与东亚区域相互依存更高，形成高效的东亚区域产业链体系是互利共赢的“正和博弈”。在一些重点产业链领域，我们要继续深化与重要经济、技术合作区域如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的合作，建议在有合作基础、产业链联系比较紧密的电子信息等产业率先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的自由贸易、投资协作关系，通过保持经济交错互融，以增加“经济脱钩”成本，降低“科技脱钩”、产业链脱钩风险。逐步深入推进东亚区域贸易投资协议迈向升级版，深化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加快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产业链合作框架职能与实施方案。要进一步加强推进中欧自贸协定的谈判，以经济利益换得产业链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在此过程中，积极引导、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规经营和管理，提升国际化合作、竞争的能力。在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链中，引导产业链投资、贸易的多地化，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在培育产业链承接地的同时对冲印度等国“去中国化”的影响。
二是主动融入高水平制度开放，以“稳定”战略基调夯实产业链发展基础。在疫情期间我们的供应链已经显示了快速恢复的弹性，以此为基础，我们更需要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战略，积极与国际社会建立更加全面系统的抗疫合作治理机制。以“稳定”战略基调夯实未来产业链发展基础，稳住中国产业发展势头就在产业链“竞合”关系中占据了上风。依托RCEP继续加深区域合作，以深化国内改革为立足点，在知识产权、劳动和环境、竞争、国有企业、互联网规则和数字经济等对标高标准，稳步推进改革，积累相关经验后增强与CPTPP等高水准网络的经贸联系。特别是对于畅通产业链内外循环、获取产业链控制权具有重要效应的数字经济，要全面推进其营商环境的优化，力争在全球获得规则制定权。以事中事后监管代替事前准入许可，积极构建“宽进严管、靶向追踪、信用监管”的协同监管机制，实施弹性的监管方式，坚持分级分类监管，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优化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好法规的“新立、修改、废止、解释”的工作。适应数字经济变化快的特点，对出台的相应管理办法设定有效期并不断修订，提升数字经济领域法规和标准的适用性，降低制度性成本。
三是积极谋划疫情后的产业链政策调整体系，以时间换空间，稳步化解产业链累积风险。逐步实施疫情期间应急性刺激政策的退坡，构建加速设备折旧、市场援助、促进转产、技术与经营支持、转岗培训等调整政策体系。同时，简化低效企业的退出流程，利用企业大数据实时监测企业的活跃度，进一步缩短企业退出市场的审批时间和审批流程，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重点监测地方在新兴产业上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减少地方政府的非市场化参与方式，适当引导新兴产业向良性的社会化方向发展。积极推动传统重点产业对接新兴先导产业的政策支持，通过上下游的采购补贴、交易撮合、消费补贴等方式完善有利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鼓励上下游之间国产化配套，鼓励国产化采购。平衡好新兴产业资助与重点产业技改的支持，继续加大技改资金的规模与强度。在重点产业建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大力推行机器换人、数字化、网络化等智能制造升级支持，以内涵式的效率提升方式撬动重点产业的规模倍增。在区域产业链政策上，以技术集群来构建突破传统产业垂直分工的旧格局，促进新产业分工、技术分工与区域分工的融合贯通，建立与新经济体系相匹配的产业链创新空间布局。系统性地引导人才、数据、金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布局，围绕重点区域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发展、生产制造一体化的技术集群，带动更多区域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整体产业链的一体化。
四是积极推进国内外双循环的“节点”链接建设，增强产业链的黏性。首先，发挥我国潜在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减轻民众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释放庞大的消费潜力，倒逼产业升级。其次，亟需补上我国在全球产业链规则制定上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国际组织的短板，重点积极加大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加以重点谋划，储备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人才。第三，在开放竞争中积极提升、培育本土的全能冠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以及平台型企业，增强产业链的控制力和引领功能。整合走出去和补短板的政策，鼓励本土跨国企业为枢纽构建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平台，增强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采取税收、金融、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鼓励大企业牵引国内配套企业发展，打造更多“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重要的“供应商”。培育更多“生产商驱动（如苹果）+消费者驱动（如亚马逊）”的产业链平台治理者。投资机构、企业高度重视交叉专利授权的战略合作方式，在核心产业链领域以及未来技术前沿领域提前介入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制衡格局。增强链接全球产业链的黏性。同时，在开放竞争中积极推进上海等全球城市的建设，打造中国与世界链接的名片。
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前身为1997年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院依托上海财经大学在产业经济领域的决策咨询优势，以上海市和财政部的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为学科支撑，整合校内外的研究团队、决策咨询专家，与企业和政府部门紧密协作。围绕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中的重大问题与战略性问题，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秉持“国家急需、创新发展”的理念，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创新、协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产业经济高端智库平台，为国家和上海产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知识成果和智力支撑，并以研究创新和政策咨询服务推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机制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