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联系对地区间贸易成本的非对称影响
余典范 杨翘楚 陈 磊
摘要：本文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了2006-2016年中国地区-行业-时间层面的贸易成本，并构造了地区间有向的互联网联系，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探讨了互联网联系对地区间贸易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联系能够显著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这一结论在利用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当贸易目的地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互联网联系的提高更有利于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体现了互联网发展的普惠性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提升地区间双边信任程度是互联网联系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的重要渠道。本文进一步论证了随着地区间互联网联系的加强，互联网联系对贸易成本的降低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对于我国而言，通过加强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降低贸易成本、推进内部大市场的建设依然空间巨大。本文的研究为互联网如何有效降低地区间双边贸易成本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可行路径。
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是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和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存在保护主义、地区间市场分割比较严重等现象，导致跨地区的经济往来阻塞严重，以邻为壑的现象比较突出，不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不仅是因为对外开放，还由于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促进了国内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此，研究国内地区间贸易成本变化、有效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地区间贸易的真实情况，更是畅通内循环的基础所在。由于地区间GDP规模、国民工资收入、文化和基础设施情况等一系列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并不对称，即始发地到目的地与目的地到始发地的贸易成本并不相等。
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生产、流通等活动，在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互联互通”效应，为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提供了零距离接触的平台，供给方借助互联网扩大了市场范围，需求方则从网络平台中获得了更多商品选择，两者能够有效联接、高效沟通，即供需双方间存在双向的“互联网联系”。然而，互联网的发展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扩张，受经济基础、制度环境质量、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结构基础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地区之间网络互通落差较大，双向的互联网联系存在非对称现象。从双边贸易来看，如
相比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目前多数关于贸易成本的衡量基于引力模型，但缺乏直接的地区行业时间层面的双边贸易流量数据，本文拓展了Gervais和Jensen（2019）的方法，利用地区行业时间层面的贸易数据，测度了地区间行业层面的有向贸易成本，更为精准地刻画了地区间的真实贸易阻滞；第二，与现有文献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双边贸易成本单向的影响相比，本文拓展了Freund和Weinhold（2004）的理论模型，重点分析了互联网双边联系对地区间有向贸易成本的非对称影响，并通过构造地区间双边信任指标，分析了互联网联系提高双边信任水平，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这一机制，提供了互联网对贸易成本影响更为精细的研究证据，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与内容。
贸易成本测度问题备受关注，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把地理距离、关税、制度环境等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但这种直接测量方法存在局限，比如理论依据支撑不足,可能出现遗漏变量偏差，使估算结果难以解释；二是借鉴引力模型，利用已知区域双边贸易额测量贸易成本，此测量方法所需数据较少,无须加总各种制度成本、关税壁垒等因素,一定程度上能克服缺失数据问题,避免出现遗漏变量情况。由于连续年份地区间细分行业的双边贸易数据较难获得，本文基于现有数据，拓展了引力模型，并利用参数变量及以及迭代法，求解出地区-行业层面的贸易成本参数，利用并结合两地间距离就可测算出贸易成本。
测度结果显示：首先，地区、行业在年份层面的双边贸易成本存在矢量特点，即从地区到地区与从地区到地区的贸易成本不同。如对于制造业来说，东部地区如上海到中部地区如安徽、湖北的贸易成本要小于安徽与湖北到上海的贸易成本，这可能是因为在本文研究期间，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东部地区制造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因此贸易成本较低。同时本文的测度结果也表明，对于可贸易程度较低的行业如房地产业来说，始发地与目的地的双边贸易成本均较高且差异不大，而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这类对地理距离依赖程度较小的行业，地区间双边贸易成本较小且存在差异，表现为科学技术越发达、教育资源越丰富的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越小。上述分析表明本文的测度更加贴近地区产业贸易的实际，是对地区—行业有向贸易成本更真实的逼近。
其次，根据贸易成本参数的测算结果可知，对于同一行业来说，不同地区的贸易成本参数
存在差异，如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贸易成本参数较小，对地理距离的依赖度在降低，而青海、甘肃等非沿海欠发达地区的贸易成本参数较大。多数省份的贸易成本参数随时间增 加在逐渐减小，这也意味着中国地区间贸易壁垒不断降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此外，不同行业的贸易成本参数差异较大。第一，第二产业贸易成本在2009年上升而在2013年之后又显著下降，这主要由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量大幅萎缩；第二，2013年之后，第三产业贸易成本参数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中很多项目具有不可贸易性。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应用及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可贸易程度较低的本地服务业影响不大（如房地产业、理发和家政等；在细分服务业中，中国教育业的贸易成本参数是所有行业中最低的，这可能与中国近年来借助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线上教育相关，其对地理距离的敏感性大幅降低。
三、研究过程与结论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检验互联网联系对地区间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 
和
表示地区，
表示年份，
为地区间贸易成本对数值，
表示互联网联系，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和
表示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表示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
代表随机误差项。已有文献主要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同时加入两个单边变量来体现双边非对称性，如杨继彬等（2021）同时加入了始发地和目的地的解释变量，但本文并未在上式右侧同时加入和
，原因在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地区间贸易成本和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联系均具有双边联系的特点，并且这种联系是一一对应的，这体现了“非对称性”，使得本文数据呈现出“矢量性”特征，即和会对应出现在回归样本中，可以用来表征。
是本文最为关心的参数，如果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则说明地区间的互联网联系提高，有助于降低地区间的贸易成本。
（二）基本结论
第一，互联网联系提高会显著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随着地区间互联网联系的增加，互联网对地区间贸易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通过改善地区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从而显著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在多种替换核心变量、构造Bartik工具变量和利用长途光缆线路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联系对贸易成本的降低具有普惠性特征，当贸易始发地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目的地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互联网联系的提高更有利于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互联网联系提高会促进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双边贸易成本下降。然而对于采矿业、建筑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可贸易化程度较低且需要“本地化”经营的行业，提高地区间互联网联系对降低双边贸易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互联网联系主要通过提升地区间信任水平降低了贸易成本。随着互联网不断渗透，互联网联系对社会信任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信任度的提升能够降低贸易成本，创造市场繁荣。其基本的理论逻辑在于：互联网通过构建双边联系，促进异地企业沟通交流，增进社会信任；同时，贸易双方能够在互联网平台的快速重复交易中积累信任，增强双方贸易意愿；此外，互联网平台与数字金融深度融合，倒逼政府完善管理体制，加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进而形成公众、企业和政府的三方互信格局，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同时，对于机制变量论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在机制检验中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机制变量检验中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互联网联系对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在互联
网联系处于低水平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在引入初期对经济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郭家堂、骆品亮，2016），能够有效降低交易和协调等成本。但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地区间互联网联系加强，其对可降低的贸易成本下降的促进空间收窄，而地理距离等客观因素导致的不可降低贸易成本所占比重逐渐增加，此时，互联网联系的降低作用“边际效应”递减。其主要理论逻辑在于：第一，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普及，运输成本上升和运输时间增加是地理距离阻碍地区间贸易往来的最直接效应（庞燕，2015）。尽管贸易目的地互联网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地理距离对贸易往来的负面影响（马述忠等，2019），但电商的发展未必会完全突破“引力法则”中地理距离的限制，运输成本依然存在，贸易壁垒可能会弱化但很难消失；第二，互联网技术发展无法取代贸易往来的所有环节。比如，与传统贸易相比，依托互联网发展的线上贸易可能会产生如包裹寄送、线上支付等贸易成本（Gomez-Herrera等，2014），配送、支付等问题仍需由专业的配送公司和金融部门解决；第三，受网络信息安全等因素影响，互联网联系通过增强地区间信任水平而降低贸易成本的作用可能会弱化，这是因为信息搜寻成本降低的同时，多样化信息的甄别成本会提高（王伟同、周佳音，2019），数据泄露等风险也会增加。
本文的研究为互联网如何有效降低地区间双边贸易成本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可行路径和政策启示。
第一，持续加大中国互联网通信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互联网技术特有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是进一步降低地区间、行业间贸易成本的重要途径。继续普惠式地加强互联网投资力度，通过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发展，增加地区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为地区间贸易成本的降低提供更多平台与场景的支持。
第二，在中国地区互联网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背景下，对于互联网普及率水平较低的地区，提升互联网联系对双边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远大于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因此，为进一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需特别注意互联网联系的非对称性。应加大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溢出红利。
第三，积极提升双边信任水平是降低省际双边贸易成本的重要渠道。首先，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利用“互联网+金融”优化社会信用水平，促进贸易往来。其次，通过优化地方法治环境，提高执法与司法效率，拓宽产业投融资渠道，促进双边信任与合作。还可利用“官方+民间”的方式加速人口与资本流动来提高群际信任，夯实贸易成本降低的制度基础。
余典范（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200433；
杨翘楚，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433；
陈磊，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200433。
